当贫穷被浪漫化：去贫民窟旅行，体验或休闲，猎奇或猎艳

最近两三年，“贫民窟女孩”成为一个网络流行语：在买不起一些化妆品、服装、偶像演唱会门票或其他想要的东西，或者单纯觉得自己没钱消费时，她们常常发出感叹，自嘲为“贫民窟女孩”；一些微博博主和视频up主们也打着“贫民窟女孩也用得起”的旗号推荐各类平价护肤品和生活用品。显而易见的是，这里的“贫民窟”不指代某个真实的贫民窟，也不一定意味着真正匮乏的物质生活，而仅仅是一个化约为“穷”的自嘲之语。所以，虽然“贫民窟女孩”（以及“贫民窟男孩”）这类语汇被广泛使用，但它与现实存在的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毫无关联，甚至没人会因此联想到乃至去谈论真实贫民窟中的女孩男孩们。

“贫民窟“当代用法

有趣的是，有人曾幻想成为真正的贫民窟女孩，比如英国另类摇滚乐团Pulp的歌曲《平凡之人》（common people）中所描绘的女孩：她在圣马丁艺术学院学习雕塑，热爱知识，家境富裕，却向往和“我”这种“普通人”厮混在一起，租一间街边的破烂公寓，假装没上过学，跳舞喝酒，撞球嗑药，过一种贫穷又混乱的生活。在歌里，她说：

我想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我想做普通人做的事

我想睡普通人

我想睡你这样的普通人

然而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现代而崇高的跨阶级恋爱，毋宁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对她来说，身无分文地逛超市只是一个好玩的模拟游戏。她和我们一起做同样的事情，可以把这一切当作新鲜刺激的体验，但却无需承受真正贫穷的生活，也不需体会无法控制却又无处可逃的绝望——而这，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生活的现实。

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是Pulp乐队第五张专辑《不同阶级》（Different Class）的第三首。其流行让这只沉寂十年的乐队迅速走红。又十年过去，《滚石》杂志读者在2015年仍然投票评选《平凡之人》是英伦摇滚史上最伟大的歌曲。

Different Class by Pulp 1995

它唤人对贫民窟的浪漫想象和猎奇游历绝非一首歌的杜撰，而是历史和现实中真实存在的行为——它曾流行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贵族，宗教人士和社会改革家，在二十世纪初的纽约演变为一种上流社会的消费行为，又在最近数十年里将全世界的背包客带往肯尼亚、南非、巴西和印度的贫民区。

上流阶层对贫穷为何会有着浪漫化的想象？这种想象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最终又化作了怎样的实践？另一方面，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又是如何感知和回应这种外来的凝视的？当主唱贾维斯·考克尔（Jarvis Cocker）的呐喊声成为一片化不开的悲哀留在我们心里，这片悲哀也就变成每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两种生活在不同境遇里的人，是否能跨越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而达成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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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r is cool?

对贫穷的想象、凝视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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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时候，贫穷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现实：薪水、购买力、财产、信用额度这些数字都能用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足够有钱。除了多种社会力量作用下的经济事实这一层面上的贫穷，贫穷也是一种概念，一种与富相对立构建起来的概念和认知。而在这一构建过程中，贫穷的内涵与外延常常由更有话语权的富人定义或解读，所以，除了物质匮乏的生活状况本身，贫穷也常被拿来与许多其他的想象绑定在一起。

最常见的一种想象是贫穷环境中的道德堕落。德国文化地理学家马尔特·斯坦布林克梳理了贫民区游历（slumming）这一行为的历史。他将这个现象的起源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这也是这座工业化先驱城市开始出现贫民聚集区（slum）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大量人口涌入伦敦，失业和贫困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日渐显著，不同社会阶层的区隔开始体现在城市地理空间上。当工人阶级逐渐集中于高强度的经济活动区域，更有钱的人则选择搬出城市工业区，前往郊外更宜人的环境居住。同时，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使得生活其中的人无法再把握城市的全貌，匿名性和复杂性令大都市显得难以捉摸。

如同帝国对异域的探索与征服，一些人开始对都市范围内的社会探险产生兴趣。最早的一批探险者是教士，他们书写的社会报告文学形成了伦敦东岸的早期言说。在对贫穷之地的他者想象中，伦敦东岸常常被形容为“无底深渊”——卫生条件差，疾病滋生，是犯罪与道德堕落的温床，对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在这种道德恐慌之中，关切贫民生活条件和福利的宗教人士、慈善团体和市政官员开始成为新的贫民区游历者，这些游历则旨在诊断社会问题，改善贫穷社区的卫生和居住条件，教化贫民生活作风，缓解社会压力。

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贫民窟休闲”

这样的贫民窟同时也激发了一些伦敦上流阶级的“肮脏”幻想。对于富人来说，东岸既是一个道德堕落、藏污纳垢的危险地带，也是一片容许猎奇和性冒险的飞地。许多社会改革家抨击这种动机不纯的贫民区游历者，但依旧不妨碍一些人以慈善和道义的名目展开贫民区冒险。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贫民区游历已经发展成了伦敦上流社会一种不问目的的休闲活动。

“贫民窟休闲”也存在于美国城市，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者查德·C·希普在《贫民区游历：美国夜生活中的性和种族邂逅》一书中写到，伴随着十九世纪末的移民潮，以及在内力和外力作用下民族聚居区的成形，贫民区游历更是与欣赏各种新奇的文化特色相结合，在移民的餐厅、舞厅、店铺、酒吧甚至红灯区消费，已经成为了中产白人的一种商业休闲活动。

一张出自1909年9月美国Munsey’s Magazine杂志的照片，旁边配有说明：“一伙典型的贫民窟游荡者（slummer），他们刚刚吃完杂碎和炒面的午夜大餐，走出了中国餐馆。”

至于贫穷与浪漫想象的结合，我们或许能够在一些有关巴黎都市生活的文本中找到线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意象便是“波西米亚”。在《波西米亚：迷人的放逐》一书里，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伊丽莎白·威尔逊分析了波西米亚作为一个神话的产生方式。从亨利·缪尔热19世纪中期的连载小说《波西米亚人：巴黎拉丁区文人生活场景》开始，波西米亚成为了一个独特意象和神秘王国：在这里，艺术家过着贫穷而自由的生活，包括了“放纵、大胆的性、特立独行、奇装异服、怀旧和贫困”。而在现实层面，从拜伦到兰波，许多文人都以独特的生平和浪漫的文字丰富了这一神话。在这些波西米亚人中，有的人出身贫寒，也有的人是中上层家庭的逆子，然而在波西米亚的总体意象里，这一群体常常站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对立面，努力捍卫艺术不受庸俗的商业口味影响，对社会固有的价值观进行激进的反叛。波西米亚这种反抗世俗、流浪不定的生活方式也在不同时代延伸出了许多变体，包括美国垮掉派诗人、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和一些摇滚乐艺术家。在这些艺术化的形象里，物质生活的贫穷往往象征着其对精神生活丰富的追求。

而试图通过创造力来抵抗主流意识形态的，不仅仅是狭义上的艺术家，也包括各种青年亚文化群体。歌曲《平凡之人》中所描述的打球、跳舞、嗑药、胡闹，是一种被主流价值观描绘为堕落甚至逃避现实的生活方式。然而，正是通过这些娱乐，穷困的青年得以为自己创造一个喘息的空间，从主流社会物质现实与思想观念的统治中暂时抽身，在匮乏的生存状态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我们或许可以猜测，对于歌曲中的女孩来说，这种被社会主流话语形容为堕落的、对她所属阶层的不屑与叛逆，正是“我”的生活文化吸引她的地方。

贫民区游历（slumming）

在对文学中的贫民区游历（literary slumming）的梳理中，爱尔兰旅游学家托尼·西顿提到了另一个诞生自巴黎且与这一实践本身更为相关的主题——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身上的都市漫游者形象。漫游者行走在都市的大街小巷，欣赏都市奇妙的景观，洞悉不同群体的日常生活，却对这一切保持着清醒又疏离的观察。底层生活是都市奇观的重要部分，或者可以说，为了成为一个把握现代生活与城市真实全貌的漫游者，对社会边缘群体的了解必不可少，对真实的追求与对贫穷——社会上“另一半人”的生活状况——的确认相联系。

道德堕落，新奇刺激，浪漫不羁，粗糙真实……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想象与动机，前往那些社会地位比自己更低的人所生活的地方游历，这种游历的高潮是以贫民窟旅游（slum tourism）作为一种产业出现为标志的。在十九世纪末的纽约，一些旅游指南开始推荐经过各种工人阶级生活区的城市游览路线，在曼哈顿、芝加哥和旧金山则出现了第一批专注于贫民窟参观的旅游公司。在商业化过程中，越来越多样的游客参与到贫民窟旅游当中，slumming也渐渐定型为城市旅游的一部分，满足着参观者对大都市内在多样性和异质性的想象和好奇。

早期纽约的slumming广告

最近二三十年，这种贫民窟旅游在开普敦、里约和孟买等地也流行开来，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全球化的语境里，贫民窟开始成为一种与全球化相对的本土性的体现，游客希望通过贫民窟旅游一睹原汁原味的地方文化。然而过去的贫民区游历中那些猎艳娱乐或发展扶贫的动机也并未消逝，而是在以泰国的性旅游、肯尼亚的志愿者旅游为代表的当代产业中找到了新的归宿。当贫富对比从城市内部扩展到全球范围，对贫穷的想象、凝视与消费也随之获得了新的形式与内涵。

旅游的基础就在于这里和那里、我们和他们的不同。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我们对这种“不同”的认知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又有多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或重组过的，甚至是基于刻板印象的？想象本身无可厚非，甚至是旅游乐趣的一部分，然而当这种想象与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相结合，一部分人开始获得代言、观看及消费另一部分人的权力，想象已然开始扭曲现实。

由印度“真实旅游”公司（Reality Tours and Travel）组织的贫民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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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ll never live like common people：

被凝视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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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nt to sleep with common people like you.” （我想睡你这样的普通人）歌中女孩说。这句话似乎意味着，在认识“我”之前，她先把“我”作为“common people”来理解；而想和“我”睡，也不过因为“我”是common people中一员。没有人喜欢别人通过刻板印象来了解自己，更何况这里的common people带着某种趾高气扬的轻蔑语意，暗示了地位阶层的不同，甚至确认了双方身份的对立。可以说，在这首歌里，所有出自“我”口的common people 都是打着引号的讽刺使用。

更为讽刺之处在于女孩模仿穷人生活的尝试。在“我”的眼中，她所喜欢的只是贫穷的表象，是与贫穷相联系的浪漫意象，而非贫穷本身——当然，她也没有必要这样做。正是因为她拥有足够的资本，才能消遣这贫穷的美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单向的美化想象中，真正的结构性问题永远不会被触及，也正是这个结构让她可以继续做一个凝视者，给她享受“贫穷”的权力。

随着贫民窟旅游作为一种商品出现，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关系正在变得更为复杂

当我们离开这首歌的特定情景，进一步思考贫民窟游历这种实践本身所带来的影响时，考虑到贫民窟游览者内部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动机，贫穷的观赏者与亲历者之间并非仅有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本地人对游历者的反应与立场也是多层和多样的。尤其是随着贫民窟旅游作为一种商品出现，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关系也正在变得更为复杂。

旅游成为了贫民窟的一项产业，游客带来了收入。另一方面，当贫穷本身被物化成为一种商品，一些地方或许会刻意卖穷。里斯本大学社会人类学家热奥· 巴普蒂斯塔在莫桑比克村庄的旅游民族志调查中发现，当地居民会把游客领到村里的浅水井——一个游客眼中“贫穷”的标志——来满足游客的期待，而不让他们看见居民们看电视的屋子——一个现代的发明和某种程度上经济进步的标志。

当地居民通过为游客提供住宿、饮食及导游服务来从贫民窟旅游产业中受益。有时利用一下游客的同情心，小孩们的乞讨也能收获意外之财。但贫民窟旅游也未必一定为当地创造新的创收渠道。在内罗毕的基贝拉区（Kibera），贫民窟旅游的多数运营者是非本地人的外来者，他们往往为“避免尴尬”而限制游客与居民互动，旅游收入被经营者纳入囊中，不会为居民带来收益或再投资于当地建设。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辆火车驶过基贝拉（Kibera）

没有一种情况能概括全世界各地的贫民窟旅游以及这种旅游中游客与居民之间互动的样态。圣保罗大学社会学教授弗莱雷-梅德罗斯（Freire-Medeiros）在巴西最大贫民区罗西尼亚（Rocinha）的研究显示了这两种身份之间互动的复杂性。其中一个层面是，当一个人在凝视他人的时候，其本身也可能成为被观看的对象。弗莱雷注意到，在游览中，游客常常成为被注目的焦点，当地居民会拿他们的发型和衣着开玩笑：“我喜欢看他们雨天出现，他们穿黄雨衣的样子就跟一群小鸡似的。”

游客往往带着固有认知去旅游，然而在实际的游历中，许多成见也会被亲眼所见打破。一些居民看到了旅游在化解污名方面的潜力。在弗莱雷的调研中，一位22岁的学生提到，旅游能让游客亲眼看到罗西尼亚不同于媒体话语所塑造的形象：“罗西尼亚并不等于绑架、杀人这类的事情，它包含着更多：艺术、文化、舞蹈……我希望游客能够看到这些，回去以后能够告诉更多人关于罗西尼亚好的一面。” 但另一个居民也提到，她曾看到一个游客给垃圾桶拍照，这令她非常尴尬，因为这些照片会告诉人们罗西尼亚是一个脏乱恶心的地方。这个复杂的问题涉及游览者的动机，但对当地居民来说，比起接受或者拒绝旅游，旅游如何展开以及罗西尼亚如何被呈现才是关键所在。正如弗莱雷-梅德罗斯所说，贫民窟旅游的构建是一个在当地居民、游览者和旅游经营者之间不断协商的过程。

罗西尼亚（Rocinha）, 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

很多分析倾向于认为，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游客是一种必要之恶；旅游者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和不快，可同时他们也需要游客带来的钱。现实中，这一模型却并不适用于55岁的房屋清洁工丽娜。作为罗西尼亚的居民，她渴望与游客有更多交流。对于游客对贫穷生活本身的好奇心，丽娜的回答也显得非常坦然。

“这里要是能更有秩序就好了，这样游客就能在这里留宿，有更多的体验。如果总有警察出现和枪击案发生，还有什么游玩可说？这很复杂。我想带他们看看自然风光，但可惜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好的风景了……我会带他们在晚上游览，这样他们就能看见月亮。如果他们想看看这里贫穷的样子，那我就会带他们去看那最令人悲哀痛心的一面——甚至他们会想：天呐，这世上还有如此悲惨的生活！是的，就在这里，离富人区不远的地方。我会带他们去瓦拉奥，去罗帕苏甲，看看所有这些生活的痛苦……而对于这样的旅游，我不会收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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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微观层面沟通不同文化身份的可能性

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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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通人一起唱吧，如果这样能让你好受一点；和普通人一起笑吧，尽管他们其实在嘲笑你。”显然，歌中女孩被塑造成了一个非常可笑的角色。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对这个女孩的印象，完全是透过贾维斯·考克尔的独白得到的。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个女孩不仅仅是一个歌曲形象，而是确有其人，那么她对这一经历的叙述会不会是另一个版本？当女孩对“我”存有的偏见被愤怒地书写在歌里，“我”对女孩的描述会不会同样源自偏见？想和“普通人”一样生活、看“普通人”所看，为“普通人”所为——无论她预先存有怎样的刻板印象——渴望突破自己阶级的局限，去了解另一种生活，又有什么错呢？在假想的女孩版本《Common People》中，她也许会这么唱：

I want to see

I want to know

I don’t want a life confined in a circle

I want to break the walls that set the way we go

考克尔或许会补充，她所能获得的不过是对另一种生活的表面经验，是一段充其量更长期更深度的贫民窟旅游；游客与街角青年终究不是命运的共同体，离开贫民区后，游客的记忆总会渐渐淡去。

贫民窟旅行，居民第一位

但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短暂相遇为彼此留下一些特殊的痕迹。正如日本文化研究者东浩纪在《观光客的哲学》中提出的概念：误配。借用邮局寄错的包裹这一隐喻，他意图说明在民族主义浪潮回溯的时代中，观光客在微观层面沟通不同文化身份的可能性。旅游让两个原本生活在不同轨迹中的人相遇，这一相遇意味着什么因人而异：可能无足轻重，可能不欢而散，也可能触动内心，甚至改变二人原本的前行轨迹。

当两种身份有着不对等的内在关系，这种互动便会更加复杂。可正如许多贫民窟旅游研究所发现的，被观看者绝不是被动的弱势，观看者也并非总是对自身权力不自知的傲慢者。当双方不断塑造和重塑这种互动，想象的地理学有可能让位于双眼所见的真实，粗糙的标签也不再能遮挡个体的独特光芒，当两种“身份”的互动趋向丰富和良性，一个人的财富也没准会变成两个人一起吃的大蛋糕。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实习生 李丹宁，编辑：黄月，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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